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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纸版社杂志社属第一拨整顿。我掉电，对他说：你有什么话直讲行不行？风机停了之后，房间是真的静极了。

那好，你别生气。我看了你的小说，又没经过你的同意。小说结局能不能改改？

我用一条手绢把披散在肩上的发束起来。

你写的那个班主任，她和任天的父母在文革前有仇，任的母亲在五十年代是特级教师，而她评不上。在文革最闹腾时期她没报复，是她不好，一直生病，而任的父母有海外关系，人小心翼翼，甚至躲到偏远的小镇去。还有一个原因，相平庸的女人嫉恨漂亮女人。这样的安排以及心理都写得很好。

丈夫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着烟，不让我有话的机会：“那句反标，绝非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所为，是有幕后黑手，受人教唆，当然是父母。对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嫌疑犯，公安局岂肯轻饶，迅速查任天的外婆外公一九四九年不是去了国，而是逃到台湾。这样的写法也很有意思。”

“你既然在谈我的小说，那也得听我说话。”

“你先听我说完，行吗？”丈夫熄掉烟，“我是编辑，天天看的稿有一打，什么样的小说题材没见过？但你是我的妻，那就不一样了。”

“你不用说，我都懂。”我平静地说。他心里有气，我几天不理他，或许应说他有理由，“你不就是反对小说结局：任天的父母被抓起来，关在学校楼的黑房里，让小小的任天去送饭。你别心里有鬼，我不是写你，尽你父母也被关起来过，你也送过饭送过，但你们一家人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”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。

“你这就明白了。”丈夫脸上终于现了笑容，“请问，我天才的小说家，你的小说越写越疯狂，居然把你笔的任天父母置于一场大火中，甚至连送饭的任天也不放过，他人小，力气小，喊叫没人应，打不烂锁住的门，看着父母被火活活吞灭，而不逃走，愿自己也被火吞灭。这未免太残酷了吧？”

“文革有比这更残酷的事。”我说。

“但不必照实去写。你笔的班主任孙国英，哦，你了不起，用了真名，现在爬上区教育局局的位置。万一上法，你有足够证据？”

同名的人多着呢？我到自己本不是丈夫的争论对手。

丈夫又笑了。“悠着！伤痕文学题材早已过时。这篇文字略显平实，无助你的文名。还是写轻灵淡雅的，诗意一些的。”他的手指敲着沙发，好像这桩事已经不必多议似的。他转了话题，“我还想早一天当父亲。”

我再也坐不住了，目光到桌上的铜猫，我把它拿在手里，站起来。

丈夫看到我的脸，许久没吱声。

“行了行了，你写你的，”丈夫恳切地说，“但至少答应我别直接人名，把这个小说的结尾改得模糊一些，这起码的要求总是可以到的吧？”

“不——”我冷静地说，“我这篇小说不是作为艺术来欣赏的。最多不发表。但如果有杂志胆大不怕事，敢登，我就愿意承担后果。”丈夫没再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时间仿佛隔了一会儿，可能相距很。我的手在铜猫的尾上移动，神思恍惚，我对丈夫说：我的铜猫像是被火烧过？

“给你说了半天也等于零。成天火、火、火，有了没了？不就你小时遇见过一场大火吗？”

“我遇见过一场大火？”我说，连我自己都不知，你怎么知？

丈夫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小时住的那个地区发生过一场特大的火灾，烧死了一对夫妻，好像还有一个孩。我跟着救火队跑了一个多小时，跑去看闹。你手里这个破烂就是我在那场火扑灭后拾到的。”